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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福特基金会在我国西部高校开展的“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二期。作为评审专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程方平在肯定了这一项目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目前高校在帮扶贫困生方面存在问题的见解。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贫困生问题便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2002年开始，美国福特基金会便资助并持续推进了“创新与贫困生能力的提升：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在采访中，程方平认为，经过几年的探索，该项目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开始，这份基金基本上也是以扶贫为主，而在操作中，一些学者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程方平介绍说，他们发现如果仅仅以扶贫的心态去做项目，高校一些贫困学生有时会依靠在这样的“扶植”之上。“他们会比没有得到资助的孩子花钱还多、学习动力还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专家提出，作为得到资助的附带条件，受到资助的学生要做一些公益事业。因为在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想到，我得到了帮助，还要帮助别人。这样发展就趋于正常了。

　　对此，程方平表示，过去我们的一些资助，更多的是一种“输血”而非“造血”的方式。受助者常常依附于这些资助，而不是想办法自立自强，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至于如何能实现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就首先要传递给被资助者一些理念：得到帮助要帮助别人，得到帮助是为了终身受益，不是为了一时的享受。

　　“资助理念要比资助物质更好，这不是给学生提供额外的负担，而是通过一些公益活动和拓展活动，提高学生自身的能力和意识，从而达到使学生从软骨到强壮的目的。”程方平说。

　　除此之外，这样的改变也对高校的教育教学体制提出了新要求。“福特项目只能够提供钱，但不能提供具体的人去做。在这方面还要靠学校。这就不但给学生，也给学校提出了一个如何造血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学校一些固有体制的变化。”

　　在考察中，程方平发现，在项目进行的初期，大多数院校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面对这一项目带来的影响，几乎所有的院校都调整和改善了自己原有的制度，并取得了一些效果。“这实际上也给学校一定的启示：同样花一定经费办学，如果观念不转变、体制不转变，培养的学生是肯定不行的。在这方面，这个项目比较实。”程方平说。

　　目前，在国内高校中，贫困生的比例不在少数，不少西部高校的贫困生比例甚至高达60%左右。而相对于非贫困学生，贫困生不仅有劣势，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和优势。

　　“相对于家里条件好的孩子，贫困生一开始缺的是经济上的支撑，但同时他们也具有很强的成才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程方平说：“贫困生的学习动力普遍较强，因为他们要改变自身的命运乃至家庭的命运。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当地的发展还特别要靠这些人才。”

　　以甘肃省的高考大县会宁县为例，早在1998年，当地的总产值为800多万元，而通过高考走出去并在外地开创自己事业的学生每年寄回家的钱就有3000多万元。

　　程方平表示，大学生的创新、就业实践，也应该以贫困生为起点，最后带动全校。因为如果有了资助，同时得到适当的引导，这些贫困生往往会更有创新、创业的激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便可以带动周边的学生形成一种合力。“特别是在西部的高校，尽管它们本身在社会资源、资金等方面不如东部高校丰富，但由于西部学校受到市场的影响也相对有限，所以，有些探索可以更专注，学生也更能够坐得住，更能创造出自己的成绩来。”

　　在东部地区，各高校中也存在一些贫困生，这些贫困生尽管人数较少，但也备受关注，面对的压力也很大。“拿钱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尤其是在东部高校，承认自己是贫困生如同把自己归为另类。为此，有些贫困学生因碍于面子而不愿意参加贫困生项目，在西部高校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应深入和细化对贫困生的人性化管理，使他们都能够身心健康地发展。”程方平说。

　　前不久曾经流传这样一个信息：在东部某高校中，有两个相对贫困且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得到了学校资助。一次他们俩在校园中的一辆自行车的车筐中发现了一个钱包，由于没人发现，他们便拿走了，而这一场景正好被监控录像拍摄到了。事后，尽管两个学生承认错误，交出了钱包，但学校还是“很干脆”地把俩人的助学金全部撤掉了。

　　“这是一件很值得反思的事情。”程方平说：“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学校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契机，在教育他们的同时，也可以教育学校的所有学生。而不应该一发生错误马上把他们所有的补助都去掉，这其实对他们的成长非常不利。没有给学生改正错误、正常成长的机会，缺少的是人性化，忽略了对心的影响。”

　　程方平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教育方式总的来说还比较粗犷，“贫困生也是学生，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引导，高教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做得艺术一点呢？简单地撤掉资助，只会让两个人抬不起头来，甚至都不能排除学生因此采取一些极端行为的可能”。对于一些犯了错误的贫困学生，高校管理者在进行处理时，要特别考虑学生的自尊心，要真诚地给予改正错误和继续成长的出路，而不是简单地惩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高校的思想工作才会真有实效、深入人心。

　　在采访中程方平表示，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看待贫困生问题上，更多的是将其看成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但实际上，解决各高校贫困生的问题需要联系整个社会来协同解决。

　　“在国外，一个人到18岁就完全独立了，他们可以去打工、做公益性事业，通过这些活动养活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而在我国，由于个人的发展空间有限，学生在大学阶段也很难独立。在我国还由于，社会的保障和激励并没有形成制度化，光靠教育本身很难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所以，高等教育的问题，包括贫困生创业和发展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等，只有将其从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转变成整个社会的问题来研究，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程方平说。

　　“高校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只是社会的一种模拟。要想真正让学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就一定要和真正的社会结合。”程方平曾考察过这样一个项目，在项目中，受到资助的学生除了在学校里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如回收旧衣服，清洗后低价卖给贫困的同学），还要学着为真实的社会服务，比如为社区服务、为其他服务。学生从中接触的是一些真正的社会发展现实，并尝试着去适应它，当学生一旦适应后，对其今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比如在做农村项目时，学生在实践中便可以了解到当地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回来后他们就要看书、查资料，试图解决这些来自实际的问题。这与以往学校安排好的学习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也是一个真正的工作、生活状态。而在目前的不少高校中，这样的学习是不存在的和欠缺的。”程方平说。

　　与社会的协作问题不仅在贫困生身上有所体现，同样在其他方面，国外的某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在美国，学生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便会利用假期体验生活，初中、高中便学习买股票、打工、看招聘广告，而这些尝试在我们的中学生时代，甚至直到大学毕业之前都是欠缺的。”程方平说：“通过与社会的接触，在毕业的时候，外国的很多孩子已经都懂得拉资金、贷款、买股票、读广告、获取信息和资源，并已经想好了如何作好下一步的人生规划，而我们的大中小学生则主要是按纯学术的方向发展，到毕业时才突然掉到就业的五里雾中，完全摸不着门道。相信这也是目前高校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究其原因，程方平认为，西方社会受到以个人发展为主的思想影响，很强调独立，而这些社会思潮和意识也必然影响到高校和大学生。我们不一定把这些意识全学过来，但这种独立的精神却是很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和人格上是独立的，那么即使他今天因为贫困受到资助，他明天必定会通过努力不要资助，甚至去资助别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资助和教育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高校贫困生资助和教育方面更多的创新，就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思想、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学生。而要培养学生这样的独立意识、独立思维和自强能力，仅仅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共同打造一种理想的社会环境、文化和制度，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学生。”程方平说。